近日，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932年初版的《开明国语课本》广受好评，引发热议与热销。该社社长赵炬特此致函《中国青年报》表示对此“忐忑不安”，并声明“出版社从来没有对老课本的出版做过言过其实的宣传，更没有进行炒作”，“我们坚持力挺现今语文课本的立场”，“在面对不断的市场需求中，将会严格控制印数。”

　　在当今语文教材广受质疑的背景下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由叶圣陶主文、丰子恺插画的民国版语文教材，并成功地获得了市场青睐，显然是个不错的创意。出版社由此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，本该关起门来举杯庆贺才是，为什么赵炬社长却会“忐忑不安”，并郑重其事地致信声明呢？估计是感受到了某种压力。何种压力虽未明说，但从字里行间或可揣测一二。

　　赵炬社长表示，“不同时期学生课本的产生，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时间和特定的历史环境，也摆脱不了认识的局限”，言下之意“民国教材”当然也会有其产生的合理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，所以“用后来的认识去批评先前的产物，总是会有些许道理”。然而，此前我们看到的民间舆论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意见。那么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出版方实际上受到了另外一种不赞成或否定、批评意见？如果是，那么这种压力来自何方？是“上级有关部门”，还是语文教科书编纂领域的“有关方面”意见？我想，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。

　　正如论者所言，“民国教材”虽然编写时显得比较随意、不够科学全面，但仍能反映出自大家手笔的不同凡响：有童趣，有国学色彩，更多地浸润了传统文化，和平大气，注重传授做人之道，适应儿童学习心理。相形之下，今日之语文教材则在这些方面广受诟病。有评论者认为，“内容经常变化，跟着形势走”，“孩子尽说大人的话，连大人的一些坏毛病也学到了”，有人还专门挑出现行语文教材中编造历史、篡改经典等案例来加以说明。因此，民间研究团体痛批现有小学语文教材“有毒”，甚至发出“救救孩子”呐喊之声。
 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“民国教材”无疑起到了一种以古鉴今的积极作用。而“民国教材”被大众热捧，也实际上更多的不是因为老教材如何优秀，而是折射出人们对当代语文教学的不满。对此，“有关部门”和“有关方面”理应将“民国教材”当成一面镜子，来照一照自己，并从中获得一些借鉴和启发，而不应该抱着墨守成规或讳疾忌医的心态，一味地以抨击“民国教材”的局限性，来证明当今教材的合理性。

　　赵炬社长竭力表明出版社“纯粹出于出版社产品结构定位的经营性思考”，强调“力挺现今语文课本”的立场，并特别承诺出版社“在面对不断的市场需求中，将会严格控制印数”。如此一来，“民国教材”的热销局面或许可以逐渐冷却，民众对现今教材不足之处的热议也会因此降低分贝，我们的“有关部门”和“有关方面”自然会感到耳根清静了许多。但是，语文教材编撰中存在的问题不会自行消亡，而“民国教材”热销所带给我们的某种触发语文教材改革的契机，却会因此而丧失。